1.“事情就是這樣”

　　2007年3月，居住在紐約曼哈頓的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不慎在自家樓梯上摔倒，隨后送往醫院進行療養。同年4月11日，這個“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勒德分子”，徹底的悲觀主義者，離開了這個光怪陸離 精彩絕倫的荒誕星球。

　　按照經典的馮內古特劇本走向，他應該是從曼哈頓的醫院病床上之間穿越回到了1945年2月的德國德累斯頓(Dresdon)。德累斯頓此時此刻還沒有接受來自盟軍轟炸機的洗禮，傳統的德式古典建筑和大量的巴洛克風格藝術，讓這位德裔美國人略有親近之感。雖然此刻他還是一個列兵戰俘，每天需要被關在屠宰場里干活，周圍是老弱病殘的德軍監視。

　　轟炸是突然來臨的，在這場正義已然確定了必勝的戰爭里，屬于邪惡的德國法西斯統治下的德雷斯特，迎來了曠日持久的連續轟炸。死亡人數有6萬、12萬和20多萬三個版本，和人類的健忘一樣常見的是，確切的死亡人數現在還在爭執。無論怎樣，我們的未來作家馮內古特，靠躲進了屠宰場的地下庫房而逃過一劫，沒有加入進那組尚未定論的死亡數字之中，實屬萬幸。

　　穿越而來的馮內古特再次目睹了被夷為平地的德雷斯特，持續的大火和坍塌的建筑以及凹凸不平的炸彈坑像極了月球表面。他參與了救援、收尸和焚燒尸體，在挖掘一具僵硬的尸體的時候，來自2007年的靈魂再次穿越，來到了1944年，這年他剛被通知隊伍準備進入歐洲戰場。

　　也是同年的5月母親節，馮內古特的母親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其母親來自富裕的釀酒家庭，大蕭條時候家道敗落，母親以為雜志寫小說賺稿費而補貼家用，然而并不成功，她逐漸患上了間歇性精神疾病。自殺的母親給馮內古特留下了極大的陰影，不僅僅體現于日后和女人的相處，更影響著他的寫作和生命觀。因此在1984年，馮內古特就嘗試服下大量的安眠藥和酒，然而這是一場并不成功的自殺。

　　這個年邁的靈魂再次穿越到1945年的美國，此時已經是戰后了。馮內古特娶了女友簡·瑪麗·考克斯。同年，他們定居于芝加哥，并在日后的生活中育有三個兒女。馮內古特開始在城市新聞局擔任警務通訊員。

　　他申請了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的碩士學位，撰寫了一篇名為《論小說善與惡的波動》的論文，被全體教授一致否決。帶有“黑色幽默“的是，25年后，芝加哥大學授予了他一個學位，允許他用《貓的搖籃》作為論文。值得一提的是，《貓的搖籃》是馮內古特在1963年出版的小說，一開始只賣出500本。小說題目源自一個愛斯基摩游戲：孩子們在游戲中試圖用繩索誘捕陽光。

　　馮內古特在60年代的記憶并不怎么美好，因為他干過多個職業，小記者、高中英文教師、瑞典品牌汽車銷售經理，持續性的寫作也只被認定為不入流的科幻作家。直到1969年《五號屠場》的完成，馮內古特方才被世人所知，他的作品被眾人所熱愛。至此，這個閱歷豐富的靈魂的穿越之旅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們迎來了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五號屠場》。

　　2.“我寫得這么好，真是冒犯大家了”

　　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與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往往是人們對“黑色幽默”作品的第一印象。在中國出版的外國文學史上，黑色幽默是一個重要而又醒目的章節，但是在文學上的中外差異里，我們會發現，外國大多數學者僅僅是把黑色幽默當做是美國文學環境里的一種風格，而不是一種流派。正如馮內古特一直甩不開科幻的標簽一樣，黑色幽默既簡單又準確的把標簽貼在了《五號屠場》上面。

　　當描寫戰爭的慣常的方法差不多已經用遍之后，新風格的出現已具備了被接受的可能。在《五號屠場》中，馮內古特采用的是后現代主義的敘事方式，在戰亂頻繁的世俗世界里，揭示人性的淪落和道德的衰微，這是每個閱讀者都能感受到的經驗之談。更有甚者，還能在這本小說里看到外在世界如何威脅、控制甚而殘酷摧毀個體的內心和精神世界的。

　　馮內古特小說的話語形成過程，往往依托于特定的時空建構，例如《泰坦星上的海妖》里的泰坦星球，《五號屠場》里的德累斯頓，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島》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島。而正是這些文本中獨特而又后現代感的空間構造，才得以讓馮內古特的小說話語形式得到有效的落實。所以我們能看出來，馮內古特的小說中的空間設置，不但構成了人物活動的場域，并且與人物的精神世界相契合，最后以此反作用于小說文本本身，參與到的小說話語的建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寫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每每會經常提醒著自己處于敘述的過程中，并且時刻警惕自我情感的滲入，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過多的自我情感滲入文本，本身是對文本的一種破壞。皮格馬利翁效應可不會出現在作家與其作品當中，反而很多作家討厭自己的一些早期作品的原因恰恰是相似的，或許在懊惱自己早期控制力不夠，不能將自我情感收放自如。

　　回到《五號屠場》這里，馮內古特卻毫無類似的創作困擾，因為他已完成了一種裂變，即一方面，自己本身是慘絕人寰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事件的幸存者，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讓他往后的時間內都無法擺脫身心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當馮內古特決定用特殊的筆觸來描寫經歷這場悲劇的人們的時候，他的自我意識又不得不進入小說(fiction，虛構的事)本身這一虛構模式當中。馮內古特的自身的分裂轉化到對德累斯頓的具體描述當中，則呈現出黑色幽默和時空旅行法的運用。

　　馮內古特通過一種冷靜客觀的視角，帶領《五號屠場》的讀者以x射線般的方式，透視著德累斯頓曾經發生過卻不為人知的荒誕和瘋狂。刻意表現出的小說主人公畢利長久以往地陷入若隱若現的片段式生活時間段而無法自拔，生活碎片也伴隨著記憶的組合形成雜亂迥異的空間斷面。文本敘述層次的設置，凸顯出了“瘋狂”的零碎性，并且由戰爭和屠殺組成的線索貫穿全書。讀到最后，每個人都恍然大悟，發現與其是畢利的記憶停留在了戰場的中心，不如說是戰爭中的那場轟炸改變了他的記憶，轟炸的陰影永遠留在了他受傷的腦子里。

　　如此一來，簡單的意義上的空間必然表現出其作為載體的性質這一寫作傳統認識便在《五號屠場》里失效了，或者說，在馮內古特的小說里出現了斷裂。在馮內古特的刻意的拼貼式后現代敘事形態的背后，事實上是對戰爭的創傷性書寫，以戲謔和拼貼的手法再現戰爭所帶來的慘烈景象，加之以人物的精神病痛和現世危機，呈現出作為人類的揭露和抗爭的意圖。而全書里出現的種種，戰爭，屠殺，科技，國家機器，文化，人性，自由意志等等，造成它們的也正是毀滅它們的，人類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結合《五號屠場》誕生的時期，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已然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而當時的美國，正是日漸喧囂的對越戰的爭議和反思。二戰作為一場性質上沒有爭議的戰爭，直到二十五年之后，似乎才被允許對它作更全面的質疑。況且，這場正義對邪惡的剿滅，畢竟留下了德雷斯頓這么個大破綻。《五號屠場》正是這多種因素匯集而成的里程碑作品，出版后，馮尼古特由此成為70年代美國反戰的代言人，這部小說也被譽為“結束了越南戰爭的杰作”。值得說一下的是，1973年，越南戰爭結束。

　　3.“值得愛的一定不止死亡”

　　正如我們古話說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一本哀傷到極致的書，它是不會讓我們垂淚的。馮內古特本身是一名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但是他的本意絕不是讓我們為之經歷和故事而唏噓流淚。甚至，他甚至不愿意我們身為人類同類為之哀號，畢竟，健忘和選擇性遺忘是我們的通病，哪怕在手攀斷根的山崖邊，狼追蛇迎之時，我們還是想嘗一嘗那眼前的蜜糖。所以《五號屠場》所講的就是那句“so it goes”，一切都是這樣，事情就是這樣。

　　在小說中，主人公畢利有這樣幾句座右銘：“上帝賜我，以從容沉著，去接受我所不能改變的事物;以勇氣，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別真偽。”我們得以知道的是，這是美國嗜酒者互戒協會的禱告詞，如果你看過《搏擊俱樂部》，那你一定知道我說的是什么。在直面精神的崩塌和身體之滅亡之后，在接觸到現實之虛無之后，我們還是應該回歸到現實本身。相信人類，雖然潘多拉的盒子是人類自己打開的，關上它，總比干嚎等死強。

　　可以相信的是，馮內古特在這方面做得很好，2007年逝世之后，他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哀榮。要知道，生前因為過于流行，馮內古特一直不被主流文學界所容納。1999年，《紐約時報》公布20世紀最好的一百部英語小說，《第五號屠場》名列第十八位，此等殊榮，怕是在1969年的時候屢屢禁止此書的諸人，都不曾想到過的。

　　就像在《五號屠場》里所寫到的那樣，這個在22歲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大轟炸的不死俘虜兵，活成了一種特別的具有趣味的悲喜劇人生。我們當然不必為他的離世而悲傷，正如我們不會為他的遭遇而大笑一樣，因為他就是全人類自己的故事。就像馮內古特自己所寫的那樣，“我在特拉法瑪多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如果有某個人死了，他只不過看上去似乎死了。他依然活蹦亂跳地生活在過去，所以人們在他的葬禮上悲哭是十分愚蠢的事。所有片刻，過去，現在，將來，總是一直存在著，也將永遠存在下去。”